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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乡人


  钟理和(1915-1960) 出生于台湾日治时期的新大路关,即今屏东县高树乡境广兴村,为六堆之一。1928年毕业于盐埔公学校。于1930年接受私塾汉文教育,1932年随父迁居高雄州旗山郡美浓庄(今高雄县美浓镇),经营笠山农场。后认识钟台妹女士,1938年因与钟台妹同姓结婚受阻,遂只身前往当时为满州国所辖的沈阳,进入满洲自动车学校。1940年妻子前往满洲。1941年迁居北京专事写作。1946年返台应聘内埔初中任教,后因肺疾恶化去职,返美浓定居,病中重订书稿不辍。1956年,以长篇小说《笠山农场》获得中华文艺奖。1960年于病中修改中篇小说《雨》时喀血而死,血溅书稿。
  一

  我幼年时,登上我的人种学第一课的是福佬人(闽南人)。这个人是我父亲商业上的朋友。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,我就知道他常常到我家来,在我家吃过一餐午饭,然后就走。但有时也会住下来,第二天才走。他人很高,很会笑。如果在我家住下来,那末,第二天要走时准会给我和二哥一角或二角钱;大概人还很好。待我年纪渐长,我才又知道有不少福佬人会到我们村子来做生意,妈时常由他们手里买咸鱼、布、或绺线。这时,我也懂得点福佬话了。

  人种学的第二种人是日本人。经常着制服、制帽,幸运飞艇计划软件安卓:腰佩长刀,鼻下蓄着撮短须。昂头阔步。威风凛凛。他们所到,鸦雀无声,人远远避开。

  “日本人来了!日本人来了!”

  母亲们这样哄诱着哭着的孩子。孩子不哭了。日本人会打人的,也许会把哭着的孩子带走呢!

  二

  六岁刚过,有一天,奶奶告诉我村里来了个先生(老师)是原乡人,爸爸要送我到那里去读书。但这位原乡先生很令我感到意外。他虽然是人瘦瘦的,黄脸,背有点驼,但除此之外,我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不同。这和福佬人日本人可有点两样。他们和我们是不同的。放学回来时我便和奶奶说及此事。奶奶听罢,笑着说到:我们原来也是原乡人;我们是由原乡搬到这里来的。

  这可大大出乎我意想之外。我呆了好大一会儿。

  “是我爸爸搬来的吗?”停了一会儿我问奶奶。

  “不是!是你爷爷的爷爷。”奶奶说。

  “为什么要搬来呢?”

  “奶奶也说不上。”奶奶遗憾地说。“大概是那边住不下人了。”

  “奶奶,”我想了想又说:“原乡在那边?是不是很远?”

  “在西边,很远很远;隔一条海,来时要坐船。”

  原乡,海,船!这可是一宗大学问。我张口结舌,又呆住了。奶奶从来就不曾教过我这许多东西。

  第二年,先生换了人。据说也是原乡人,但和前一个完全两样。他人微胖,红润的脸孔,眼睛奕奕有神,右颊有颗大大黑黑的痣,声音宏亮。比起前一个来,这位原乡先生已神气多了。只是有一点:很多痰,并且随便乱吐。还有,喜吃狗肉,尤其是乳狗。那时村里几乎家家都养狗,要吃狗肉是极随便的。因此不到两年,他的身体更胖了,脸色更红了,但痰更多了。

  他宰狗极有技巧。他用左手的拇指及食指捏着狗脖子,右手拿刀往狗脖下一划;小狗狺狺地在地上爬行几步,然后一踉跄。于是一连三只。他又教人如何用狗尾翻肠子,真是再好再方便不过。

  他在我们村里教了三年书,后来脖上长了一个大疮,百方医治无效,便卷了行李走了。但据说:后来死在船上,尸首被抛进海里。村人都说他吃狗肉吃得太多了,才生那个疮的。不过他教学有方,且又认真,是个好先生,因而村里人都很以为惜。

  八岁时,因为入学校读日本书,我就不再读村塾了。

  我第三个认识的原乡人,也是和狗肉结下不解缘的。但令我不解的,他并不是外处人,据我所知,却是从来就住在村子里。也有老婆,都已上了年纪了;有一个女儿。他眼睛不好,手脚有点颤抖,但打起狗儿来却凶狠而勇猛。遇着他杀狗时,村里大人小孩都把他围成一圈。他家门口有株木棉树,他就把他的狗系在树头下,两手挥起杯口粗的木棍使尽力气向狗身上打下去。他的眼睛的不灵,使他的木棍不能每次都击中要害,很快结束狗的生命;唯其如此,徒然增加了狗的痛苦。狗在绳子许可范围内闪来闪去,踉跄挣扎,叫得异常凄惨,血顺着牠的舌头、嘴唇滴落。全村的狗都着了魔似的疯狂地吠着,但围着的人却屏声静气,寂然不动。二哥叫我不要吐唾沫,并要把两只手藏在身后。

  红的血和疯狂的犬吠,更刺激了打狗者的杀心,木棍击落:叭啦!叭啦!突的,狗的脑袋着了一棍,蹶然仆地;鼻孔,眼睛,全出血了。狗的肚子猛烈地起伏,四肢在地上乱抓一转。狗挣扎着又爬了起来。但无情的木棍又击下去了。

  我紧紧地靠着二哥。二哥一手挟抱我的脑袋,鼓励我“不要怕!不要怕”,一声凄绝的哀号过后,我再睁开眼睛。只见那可怜的动物直挺挺地躺在血泊里,肚子起伏得更凶猛,四肢不住抽搐。

  二哥终于把我带走了。

  有几个大人聚坐在斜对过,村铺前的石垣上谈论此事。

  “多狠!”一个人这样说。又有人问是谁家的狗?据他的意思,以为给他狗的人家也和他一样狠心。

  “他给他们钱呢!”另一个人说。

  “给他们多少钱?”对方反驳道:“要是我,就是给再多钱,我也不干。”

  “原乡人都爱吃狗肉。”又有人这样感喟地说。

  他——那位杀牲者——是原乡人,这是我从来不知道的。

  回到家里,我劈头问奶奶:我爷爷吃不吃狗肉?

  “不吃!”奶奶说。

  “我爷爷的爷爷呢?”

  奶奶托异地看着我,微笑地说:“我不知道。不过,我想他一定是不吃狗肉的。”然后奶奶问我怎么要问这些事?

  我将所见的事向她说明,然后告诉她:他们说原乡人都爱吃狗肉。

  “傻孩子,我们可不是原乡人呀!”奶奶说。

  “我爷爷的爷爷可是原乡人,这是奶奶说的。”

  “他是原乡人,可是我们都不住在原乡了。”

  我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不吃狗肉,这事确令我很满意,但是奶奶对于“我们是那种人”的说明,却叫人纳闷。

  后来我又看见了更多的原乡人,都是些像候鸟一样来去无踪的流浪人物,而且据我看来,都不是很体面的:卖蔘的、铸犁头的、补破缸烂釜的、修理布伞锁匙的、算命先生、地理师(堪舆家)。同时我又发觉他们原来是形形色色,言语、服装、体格,不尽相同。据大人们说,他们有宁波人、福州人、温州人、江西人。这的确是件怪事。同是原乡人,却有如许差别!但对此,奶奶已不能帮我多少忙了。除此不算,我觉得他们都神奇、聪明、有本事。使破的东西经他们的手摸摸,待一会儿全变好了。我看主妇们收回她们的东西都心满意足,可见他们修补得一定不错。

  最令我惊奇并感到兴趣的,是铸犁头的一班人。他们的生意,不像平常人是在白天干,却是在夜间干的。他们人数多,块头大,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,肩挑重负,头戴宽边大竹笠;这笠儿他们也可以当扇子来搧刚出模的火红犁头的。他们到了村子,便摇着铁片哗啦哗啦地各处走着,向人家收集破犁头。夜幕一落,他们便生火熔铁;一个人弓着背拉着风箱,把只熔炉吹得烈焰融融。一个人把铸模承着炉口,拿只钳儿把炉子一倾,赤热的熔液自炉口流进模里,火星四射,煞是可怕,但那人毫无惧色。他袒胸,脸上流汗,用每个身当重任的人所有的那种无比的坚毅、冷静和沉着,做完一切。炽红的火光用雕刻性的效果,把他的身躯凸现成一柱巨人。这场面慑住了我的思想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。

  第二日我清早起来时,他们已经走了,场地上留下一堆煤的烧渣。它烧成各色各样奇形怪状的东西,丰富了我们的玩具箱。

  三

  待我年事渐长,我自父亲的谈话中得知原乡本叫做“中国”,原乡人叫做“中国人”;中国有十八省,我们便是由中国广东省嘉应州迁来的。后来,我又查出嘉应州是清制,如今已叫梅县了。

  到公学校(如今的国民小学)五六年级,开始上地理课;这时我发觉中国又变成“支那”,中国人变成了“支那人”。在地图上,中国和台湾一衣带水,它隔着条海峡向台湾划着一条半月形弧线,自西南角一直划到东北角。我没有想到它竟是如此之大!它比起台湾不知要大好几百倍。但奶奶却说我爷爷因为原乡住不下人才搬到台湾来的。这是怎么说的呢?

  日本老师时常把“支那”的事情说给我们听。他一说及支那时,总是津津有味。精神也格外好。两年之间,我们的耳朵便已装满了支那,支那人,支那兵等各种名词和故事。这些名词都有它所代表的意义;支那代表衰老破败;支那人代表鸦片鬼,卑鄙肮脏的人种;支那兵代表怯懦,不负责等等。

  老师告诉我们:有一回,有一个外国人初到中国,他在码头上掏钱时掉了几个硬币,当即有几个支那人趋前拾起。那西洋人感动得尽是道谢不迭。但结果是他弄错了。因为他们全把捡起的钱装进自己的兜里去了。

  然后就是支那兵的故事。老师问我们;倘使敌我两方对阵时应该怎么样?开枪打!我们说。对!支那兵也开枪了。但是向哪里开枪?向对方,我们又说。老师诡秘地摇摇头;不对!他们向天上开枪。这可把我们呆住了。为什么呢?于是老师说道:他们要问问对方,看看哪边钱拿得多。因为支那兵是拿钱雇来的。倘使那边钱多,他们便跑到那里去了。

  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没完的,每说完一个故事,老师便问我们觉得怎样。是的,觉得怎样呢?这是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。老师的故事,不但说得有趣,而且有情,有理,我不能决定自己该不该相信。

  我重新凝视那优美的弧线。除开它的广大之外,它不会对我说出什么来。

  四

  同时,父亲和二哥则自不同的方向影响我。

  这时父亲正在大陆做生意,每年都要去巡视一趟。他的足迹遍及沿海各省,上自青岛、胶州湾,下至海南岛。他对中国的见闻很广,这些见闻有得自阅读,有得自亲身经历。村人们喜欢听父亲叙述中国的事情。原乡怎样,怎样,是他们百听不厌的话题。父亲叙述中国时,那口吻就和一个人在叙述从前显赫而今没落的舅舅家一样,带了二分嘲笑、三分尊敬、五分叹息。因而这里就有不满、有骄傲、有伤感。

  他们衷心愿见舅舅家强盛,但现实的舅舅家却令他们伤心,我常常听见他们叹息:“原乡!原乡!”

  有一次,父亲不辞跋涉之劳深入嘉应州原籍祭扫祖先,回来时带了一位据说是我远房的堂兄同来。村人闻讯,群来探问“原乡老家”的情形。父亲摇了半天头,然后又生气又感慨地说:地方太乱,简直不象话;又说男人强壮的远走海外,在家的又懒、又软弱。像堂兄家,父亲和两个哥哥都走南洋,如今他又来台湾,家里就只剩三个妇人——一个老婆婆和两个年轻儿媳;再有,则是几个小孩了。大家听着,又都叹息不止。

  后来父亲对海南岛大感兴趣,曾有和族人集体移民到榆林去捕鱼的计划。他先去视察了两趟,觉得满意,然后第三次邀了四位族人同往。他们准备如这次视察也能满意,回来后即把计划付诸实现。但没想到他们的汽车自海口出发后第二日便中途遇匪,在一个小县城困守十多天,饱受一场虚惊,终于不得不取消视察,败兴而返。希望幻灭,父亲和族人就此结束了发财的美梦,从此绝口不提海南岛和捕鱼的事情了。

  同年末,上海传来坏消息:公司倒了。父亲席不暇暖的匆匆就道。回来时,那是又暴躁、又生气、又伤心,言笑之间失去了往日快乐和蔼的神采,经过很久才得恢复常态。

  五

  但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,是我二哥。我这位二哥,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——倾慕祖国大陆。在高雄中学时,曾为“思想不稳”——反抗日本老师,及阅读“不良书籍”——“三民主义”,而受到两次记过处分,并累及父亲被召至学校接受警告。

  中学毕业那年,二哥终于请准父亲的许可,偿了他“看看中国”的心愿。他在南京上海等地畅游了一个多月,回来时带了一部留声机,和许多苏州西湖等名胜古迹的照片。那天夜里,我家来了一庭子人。我把唱机搬上庭心,开给他们听,让他们尽情享受“原乡的”歌曲。唱片有:梅兰芳的霸王别姬、廉锦枫的玉堂春、和马连良、荀慧生的一些片子。还有粤曲;小桃红、昭君怨;此外不多的流行歌。

  粤曲使我着迷;它所有的那低回激荡,缠绵悱恻的情调听得我如醉如痴,不知己身之何在。这些曲子,再加上那赏心悦目的名胜风景,大大的触发了我的想象,加深了我对海峡对岸的向往。

  我几次要求父亲让我到大陆念中学;父亲不肯。我又求二哥帮忙说项,但二哥说这事不会有希望,因为父亲对中国很灰心。

  父亲在大陆的生意失败后,转而至屏东经商;二哥也远赴日本留学去了。第二年七七事变发生,日本举国骚然;未几,我被编入防卫团。堂兄回原乡去了。我和他相处数年,甚为和洽,此番离别,两人都有点舍不得。

  战事愈演愈烈,防卫团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广;送出征军人、提灯游行、防空演习、交通管制。四个月间,北平天津、太原、相继沦陷,屏东的日本人欢喜若狂,夜间灯火满街飞,欢呼之声通宵不歇。

  就在这时侯,二哥自日本匆匆回来了。看上去,他昂奋而紧张,眼睛充血,好像不曾好好睡觉。他因何返台,父亲不解,他也没有说明。他每日东奔西走,异常忙碌,几置寝食于不顾。有一次,他领我到乡下一家人家,有十几个年轻人聚在一间屋子里,好像预先有过约定。屋里有一张大床铺,大家随便坐着;除开表兄一个,全与我面生。

  他们用流利的日语彼此辩论着,他们时常提起文化协会、六十三条、中国、民族、殖民地等名词。这些名词一直是我不感趣的,因而,这时听起来半懂不懂。两小时后讨论会毫无所获而散。二哥似乎很失望。

  同日晚上,二哥邀父亲在我隔壁父亲卧室中谈话。起初两人的谈话听起来似乎还和谐融洽,但是越谈两人的声音越高,后来终于变成争论。我听得见二哥激昂而热情的话声。然后争执戛然而止。二哥出来时怏怏不乐;两只眼睛彷佛两把烈火。是夜,我睡了一觉醒来,还看见二哥一个人伏在桌上写东西。

  数日后,二哥便回日本去了。临行,父亲谆谆叮嘱:你读书人只管读书,不要管国家大事。父亲的口气带有愧歉和安慰的成份。但二哥情思悄然,对父亲的话,充耳不闻。

  二哥再度自日本回来时,人已平静、安详,不再像前一次的激动了。这时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,时局渐呈胶着状态。二哥说日本人已在作久远的打算;中国也似决意抗战到底,战事将拖延下去。他已决定要去大陆。很奇怪的,父亲也不再固执己见了,但也不表高兴。

  我和表兄送二哥到高雄;他已和北部的伙伴约好在台北碰头。一路上都有新兵的送行行列。新兵肩系红布,频频向人们点首微笑。送行的人一齐拉长了脖子在唱陆军行进曲。

  替天讨伐不义,
  我三军忠勇无比,
  ……

  二哥深深地埋身车座里,表情严肃,缄默不语。我平日钦仰二哥,此时更意识到他的轩昂超越。我告诉他我也要去大陆。二哥微露笑意,静静低低地说:好,好,我欢迎你来。

  二哥走后不久,宪兵和特务时常来家中盘查他的消息。他们追究二哥到那里去及做什么事。我们一概答以不知。事实上二哥去后杳无音信,我们连他是否到了大陆也不知道。

  六

  防卫团的职务要辞辞不掉,要摆摆不脱,着实令人烦恼。我曾以素有胆石病为由请辞,但不为允许。团长是一位医生,他解开内衣让我看看他开刀后的疤痕,然后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胆石开刀不难,只要我愿意,他也可以为我效劳。

  有一次防空演习,防卫团一半人管制交通,另一半人分区监视全街的灯火。时间已过午夜十二时。我们那一区忽然发现有一线灯光。我们——我和我的伙伴,按着地点很快就找出漏光的人家了。那是一间糕饼铺,老板出来应门没有把遮光布幕遮拢,以致灯光外漏。

  我们以情有可原,祗告诫了一番之后便预备退出。但此时一个有一对老鼠眼的日本警察自后面进来了。他像一头猛兽在满屋里咆哮了一阵,然后不容分说把老板的名字记下来。

  “那老板是唐山人(闽南语。即客家语的原乡人)”

  回到监视台上,我的伙伴说。他是“老屏东”,知道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。

  “唐山人?那他怎么不回唐山去呢,都战争了?”

  我也用闽南语问他。

  “他舍不得嘛,他这里娶了老婆,又有铺子!”

  然后他又告诉我前些时捐款时,这位老板没有捐到日本人所希望的数目,因此日本人对他很不满。这次他可能会吃苦头。

  我们由此谈到这次的中日战争。这位伙伴认为中国打胜仗的希望甚微。

  “战争需要团结,”他说:“可是中国人太自私,每个人只爱自己的老婆和孩子。”

  翌日,我们在警察署集合。忽然有一个人自司法室摇摇摆摆的爬上停在门口的一辆人力车,彷佛身带重病,垂头丧气,十分衰弱。那人矮矮的身材,微胖。在人群中,我和昨晚的伙伴默默地互看了一眼。只有我们两人知道,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车上的正是漏光的糕饼铺的老板。

  目送远去的人力车,我不觉想起伙伴所说的话:他是应该回去的!

  当日黄昏时分,我独自一人坐在公园水池边,深深感到寂寞。我的心充满了对二哥的怀念,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到了重庆,此刻在做什么。失去二哥,我的生活宛如被抽去内容,一切都显得空虚而没有意义。我觉得我是应该跟去的;我好像觉得他一直在什么地方等候我。

  “欢迎你来!欢迎你来!”二哥的声音在我耳畔一直萦绕不绝。

  七

  其后不久,我就走了——到大陆去。

  我没有护照;但我探出一条便道,先搭船到日本,再转往大连;到了那里,以后往南往北,一切都随你的便。

  我就这样走了。

  我没有给自己定下要做什么的计划,祗想离开当时的台湾;也没有到重庆去找二哥。

  我不是爱国主义者,但是原乡人的血,必须流返原乡,才会停止沸腾!

  二哥如此,我亦没有例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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